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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东坡传》读书笔记600字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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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语堂，福建龙溪(现福建省漳州市平和县坂仔镇)人。原名和乐，后改玉堂，又改语堂。笔名毛驴、宰予、岂青等，中国当代著名学者、文学家、语言学家。192019年入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在清华大学任教。1919年秋赴美哈佛大学文学系。1922年获文学硕士学位。同年转赴德国入莱比锡大学，专攻语言学。1923年获博士学位后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务长和英文系主任。1924年后为《语丝》主要撰稿人之一。1926年到厦门大学任文学院长。1927年任外交部秘书。1932年主编《论语》半月刊。1934年创办《人间世》，1935年创办《宇宙风》，提倡“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的小品文。1935年后，在美国用英文写《吾国与吾民》、《京华烟云》、《风声鹤唳》等文化著作和长篇小说。1944年曾一度回国到重庆讲学。1945年赴新加坡筹建南洋大学，任校长。1952年在美国与人创办《天风》杂志。1966年定居中国台湾。1967年受聘为香港中文大学研究教授。1975年被推举为国际笔会副会长。1976年在香港逝世。美1940年和1950年两度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
《苏东坡传》被誉为20世纪四大传记之一。在林语堂笔下，讲千年前的苏东坡的故事娓娓道来，这是一位豁达乐观的智者，天才横溢，是乐天达观随遇而安的伟人，随着林语堂的笔触，一个生动形象的苏东坡向我们走来。
中国文化史上，苏东坡无疑是一座巍峨的高山。苏东坡比中国其他的诗人更具有多面性天才的丰富感、变化感和幽默感，智能优异，心灵却像天真的小孩。对于诗词、文赋、书法、绘画，苏东坡几乎无一不精，无一不能。散文方面的“唐宋八大家”，苏轼位居其列。宋词方面有“苏辛”之说，苏轼开创了豪放派的词风。书法上宋四家的“苏黄米蔡”苏轼排名第一，行揩《前赤壁赋》、行书《黄州寒食帖》享誉书史。苏轼的画是文人画的典型代表，他明确提出“诗画一律”的概念，林语堂评价说：“苏东坡在中国历史上的特殊地位，一则是由于他对自己的主张原则，始终坚定而不移，二则由于他诗文书画艺术上的卓绝之美。”
从人生经历上看，苏东坡的遭遇坎坷、磨难深重，亦十分罕见。“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新凉”。33岁时苏东坡一度进入中央政权的中心，但很快由于政见不合，他便开始了大半生的颠沛流离，但一生也未能逃离波谲云诡的政治漩涡。35岁时他正当盛年，被贬往杭州任通判，从此开始了恶梦般的贬谪流放生活，按时间顺序大致排列如下：密州、徐州、湖州、黄州、登州、颖州、扬州、定州、惠州、英州、儋州。这个路线图总的趋势是离政治中心越来越远，而离黎民百无耻政客的中伤、流言、攻击、陷害，他不屑反驳与回击，只是莞尔一笑，然后收拾收拾行李奔赴下一个流放地。在惠州的松风阁流连漫步时，他想到的是“此间有什么歇不得处”，能放下的是个人恩怨以及功名利禄。而百姓万民之忧乐却总是挂在他的心间。兴修水利、赈济灾民、减免租税、平反冤情、为民请命……每到一地，苏东坡总是造福一方。所以，林语堂称他是“百姓之友”。他把任何一个流放地都当作文化传播的场所。“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杭州西湖因东坡而灵动，而“苏堤春晓”成为西湖十景之首。他把长江边的荒僻之地黄州打造成一座文化高地，“东坡赤壁”由此名扬天下。惠州的“玉塔微澜”、徐州的“放鹤亭”、扬州“三过平山堂”，莫不浸润着苏东坡的旷世情怀。
·所谓华美靡丽的风格，可是说就是堆砌艰深难解之辞藻与晦涩罕见的典故以求文章之美。
·深深印在他写的每一行诗上，正如我所看见的他那两幅墨竹上那乌黑的饱墨之光。
·在势如奔马的狂波中逆流而上，在沿江的岸边一步步俯首躬身向上跋涉而行。
·苏东坡正在思索人生的劳苦，忽然瞥见一只苍鹰在天空盘旋的那么悠然自在，似乎丝毫不为明天费一些心思，于是自己盘算，为了功名利禄而是文明的生活受到桎梏镣铐的枷锁，是否值得?在高空飘逸飞翔的苍鹰正好是人类精神解脱后的象征。
·此一巨大的扁圆石头，呈苔绿色，背上满是晶莹的小水珠。青蛙尾尽处为一石洞，其中发出清脆的潺湲之声。
·苏东坡这时轻松愉快，壮志凌云，才气纵横而不可抑制，一时骅骝长嘶，奋蹄蹴地，有随风飞驰，征服四野八荒之势。但是弟弟则沉默寡言。父亲则深沉莫测，对事对人，一概不通融假借，因此处世则落落寡合，将身旁这两匹千里之驹，随时勒抑，不得疾驰而奔。
·苏堤和西湖之与杭州，正如美女花容月貌上的双眸。我常想，倘若西湖之是空空的一片水——没有苏堤那秀美的修眉和虹彩般的仙岛，一画龙点睛增其神韵，那西湖该望之如何?几百年来的中国游客，春季到来之时，向西湖蜂拥而至，度蜜月者，在湖上泛舟垂钓，或在垂杨之下的堤上散步，以消磨时光。有名的西湖十景包括东岸上的柳浪闻莺;另一景是在湖上的小岛上，由苏东坡兴建的，叫“三潭印月”。的确是，湖的四周没一个角落不使游客觉得美丽出奇而感到荡气回肠的，晴天也好，在与众也好。
·晚辈高声朗读经典，老辈倚床而听，抑扬顿挫清脆悦耳的声音，老辈认为是人生的一大乐事。这样，父亲可以校正儿子读音的错误，因初学者读经典，自然有好多困难。就好像欧阳修和后来苏东坡都那样倚床听儿子读书，现在苏洵也同样倚床听他两个儿子的悦耳读书声，他的两眼注视着天花板，其心情大概正如一个猎人射了最后一箭而未能将鹿射中，仿佛搭上新箭，令儿子再射一样。孩子的目光和朗朗之声使父亲相信他们猎取功名必然成功，父亲因而恢复了希望。
在林语堂笔下的苏东坡，可谓是千年难遇的才子，他曾这样评价这位文坛伟人：“李白，一个文坛上的流星，再刹那之间壮观惊人的闪耀之后，而自行燃烧消灭，正与雪莱，拜伦相似。杜甫则酷似弥尔顿，既是虔敬的哲人，又是仁厚的长者，学富而文工，以古朴之笔墨，写丰厚之情思。苏东坡则始终富有青春活力。”“苏东坡虽然饱经忧患拂逆，他的人性更趋温厚和厚道，并没变成尖酸刻薄。”
才气洋溢而乐观的人是难求的，像是苏东坡这样的文坛巨匠是世间独一无二的，在他这样多才多艺，守正不阿的人身上，要寻觅出让人敬佩的理由那倒是轻而易举、随手拈来即可的事情。书中的苏东坡是秉性难改的乐天派，是悲天悯人的道德家，是黎民百姓的好朋友，是散文作家，是新派画家，是伟大的书法家，是酿酒的实验者，是工程师，是假道学的反对派，是瑜伽术的修炼者，是佛教徒，是士大夫，是皇帝的秘书，是饮酒成癖者，是心肠慈悲的法官，是政治上坚持己见者，是月下漫步者，是诗人，是生性诙谐爱开玩笑逗趣儿的人。但这些所谓的描述都不能完全勾勒出苏东坡带给世人的印象。苏东坡不仅仅是一个诗人、画家或是百姓挚友的伟人，他思想清澈，写作优美，作为勇敢，决不为功名利禄动摇，也不因世俗之见而违背自己的意向。他对人热情慷慨，“虽不积存一文钱，却认为富比王侯”。他富有出众的口才，但有时也是心直口快导致招惹了小人，他多才多艺，诗风不拘泥于俗套，动笔为文则自然典雅动人心以真情。“处乱世，他犹如政坛风暴中之海燕，是庸妄官僚的仇敌，是保民抗暴的勇士”。书中的苏东坡过的快乐幸福，不屈不挠，无所畏惧，像是一阵清风度过了传奇的一生，又如一抹阳光找到现在人们的心中。
从小就听闻苏东坡的名号，随口拈来的苏东坡的著作也是不少，但是什么时候又曾如此了解过他的一生，不了解一个人的故事，背诵他的诗词又怎能了解诗句背后的情感，俗话说知人论世，只有在了解了他的故事之后方可深入体会诗里字里行间隐匿的情感，就如同“炼字”，是我最欣赏古人作诗作词的一种金益求精的方式。“吹断檐间积雨声”中的“积”字、“霜风来时雨如泻”中的“泻”字、“写照江天一抹红”中的“抹”字定和王安石《泊船瓜舟》里写的“又绿春风东南岸”中的“绿”字一样必是推敲已久，带给人的一种诗中景象重现眼前的感觉，定是这些个字给人一种在心上轻抚的丝滑，一种延绵千里的意味。
苏东坡的一生就是他的真性流露，虽然在玄学上他是一名虔诚的佛教徒，但是他却不肯接受人生既是重担又是苦难的说法。他的信仰是他混合的人生观。他这一生，尽情享受人生，不管贬谪与否，他都乐观面对人世间的一切。纵观苏东坡的一生，在宦海可谓三起二落。当年的皇太后为他撑腰，让他平安地度过了一段宦海时光，但是朝云和皇太后的去世的的确确是个巨大的转折点。
《苏东坡传》带给我的不仅仅是一个惟妙惟肖的文坛巨匠的一生传奇，更是给予我受用一生的经验。苏东坡，一位陪伴无数人成长的古代文人，如此之大的影响，这是人间不可无一难能有二的。
苏东坡传，其实是一本写给外国人看的中国古人传记。林语堂用英文记录下了这位千古文人的一生，语言颇为新颖。毕竟，很少有人用西方人的价值观来评点这位唐宋八大家之首的苏东坡的。
书中林语堂对苏东坡的倾慕仰望之情溢于言表：苏东坡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乐天派、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一个百姓的朋友、一个大文豪、大书法家、创新的画家、造酒试验家、一个工程师、一个憎恨清教徒主义的人、一位瑜伽修行者佛教徒、巨儒政治家、一个皇帝的秘书、酒仙、厚道的法官、一位在政治上专唱反调的人。一个月夜徘徊者、一个诗人、一个小丑。但是这还不足以道出苏东坡的全部……苏东坡比中国其他的诗人更具有多面性天才的丰富感、变化感和幽默感，智能优异，心灵却像天真的小孩——这种混合等于耶稣所谓蛇的智慧加上鸽子的温文。
苏东坡可以说是宋代为数不多的文政兼擅的一个人，也正是这出人的才干给了他一段坎坷的人生旅途。他的文采，用林语堂的话说，堪比西方文坛巨匠莎士比亚，以人物论，有好似英国小说家萨柯雷。他在政坛上叱咤风云倒有几分像法国的雨果，而他动人的特点又如英国作家约翰生。光从这点看，便可知苏轼此人令人捉摸不透的个性与人生。
说到苏东坡，就不得不提起王安石。这不仅仅因为他们二人都是宋代闻名于世的文学家，更在于他们之间的明争暗斗，直到现在人们还在不断地为那段复杂的历史争论。林语堂则对王安石的认识是非常消极的，几笔把他勾勒成了一个政坛上的小丑，将北宋衰败的原因几乎全盘归结到他的身上。的确，王安石的变法没有达到他心中的效果，林语堂是这样解释他的失败的：“任何法西斯极权主义的变革永远是打着所谓‘人民利益’的旗帜，却与人民的想法背道而驰。这样的变革是不会成功的。”法西斯极权主义和王安石变法的联系似乎在历史书中从未出现过，这样的比喻也许是出于为苏东坡辩护，但却令人对王安石新政有了形象的理解。
苏东坡与司马光一样，是极度反对新政的保守派。然而，他们的命运却被改革时的当权者随意践踏，“元佑党籍碑”也榜上有名。为此，林语堂深感不平。因此，书中不仅仅否定了王安石的政治观点，连他的文化功底也不放过。王安石的《三经新义》被说成是他的小儿子与一群“政治走狗”仓促编成的，而且错误百出，但参加科考的学子能否考中就取决于能否作他这本书的应声虫。
除此之外，林语堂还对王安石关于字源学的学问讽刺了一番。他这样形容王安石对文字的理解：“这门古怪的学问完全是幻想，最终成为了茶余酒后的笑谈。”比如说，“波”这个字触动了王安石丰富的想象力，他解释说：“波”，乃“水之皮”也。明明“波”是由意旁“氵”与声旁“皮”组成的，可他却荒唐地解释为“水之皮”。苏东坡得知后，戏谑道：“‘波’若是‘水之皮’，则‘滑’就是‘水之骨’了”。
王安石与苏东坡政见上的冲突造就了北宋末年的一段令人回味的历史。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见解，可当历史太过精彩时，真相是谁也说不清的。